温州往事（下）

无为与有为

       1990年代末期，在热烈追捧中一些经济学家力图将所谓“特征”的标签贴到“温州模式”上，其中一条标定温州是“小政府、大市场”，政府的作用体现为“无为而治”。
        “说温州政府无为而治，这是贬低，至少是低估。我们把乌纱帽挂在裤腰带上顶风做事，这是最大的有为”，袁芳烈微微有些激动。
       在最初的地市合并中，温州决策层大刀阔斧地“民主整顿吏治”，建立起稳定、精干的温州干部队伍，为接下来顺利推行“温州模式”提供了强有力的政府保障。在家庭工业遭到打击低迷不振之际，温州决策层力主召开“两户”大会，为“八大王”平反，彻底荡涤笼罩在温州人心头的阴云。每一次谋势布局到果断推动，无不显示决策层的决心和魄力。
         “你说这是有为还是无为？”袁芳烈反问道。
        1987年，在袁芳烈的继任者董朝才的力主决策下，温州市政府先后草拟了8个地方性行政法规。其中，有关“挂户经营”、“私人企业”和“股份合作”3个行政法规为中国首创，从制度的角度有力地保护了民间投资的合法性。到1988年，温州的民营企业注册户比一年前增加了三倍，“股份合作”这种企业形式在瑞安、乐清等地均达到50%以上的比例。这年9月18日，在董朝才的再三力争下，中央终于批准设立“温州试验区”。自此，温州的“自费改革”得到中央首肯。

2012年3月28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又决定设立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批准实施《浙江省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总体方案》，引导民间融资规范发展，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为全国金融改革提供经验。

       董朝才的继任者刘锡荣在温州最困难时提出“不等不靠不伸手要”，力主立项并建成了全国第一个以地方集资为主建设的飞机场。为此他宣布市委、市政府三年不建干部宿舍、不买小汽车。在人民路改造拆迁过程中，头一天开拆迁户动员大会，第二天首批动迁的六百户市民就有序搬出祖辈居住的老屋。由此可见，温州的政府不仅敢于作表率，在群众中也具有相当号召力。
       至于后来与港商合资兴建金温铁路，向全市发起“第二次创业”号召，召开质量立市万人大会，提出“海上温州”战略，推行“无外（资）不快”经济结构调整思路等等，人们总能在温州人浩浩荡荡的市场经济大军中，看到那面始终迎风招展的“帅”旗。
       “相对于计划经济来说，我们是‘无为’的，如果‘有为’的话民营经济就不会有今天了。但在市场经济环境中，我们绝对是‘有为’的”，袁芳烈将身体靠向椅背，神情淡定，“只不过温州的地方政府始终很好地把握了与市场之间的界限，这个界限简而概之就是不与民争利，依靠和发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温州人经济

       2003年末，上海《新民周刊》以“温州滞足待破茧”为题对温州的前途发出了疑问。文章说，改革开放以来主要经济指标一直名列全省前茅的温州，在2002年末掉到了全省第七。进入2003年情况更为糟糕，七八月份接连排名倒数第一。作者直问：温州怎么啦？   
       无独有偶。于同期在上海交通大学举行的研讨会上，一位教授则干脆预言：现在的“温州模式”将在25至30年后消失。
       “毕竟温州在改革开放初期抢占了市场经济的先机，如今全国市场经济越来越普及完善，温州经济增速相对放缓也不足为怪。但我们要看到另外一个新趋势，那就是遍布全国甚至海外的温州人和温州企业。虽然他们创造的财富不能统计到温州的GDP中，但从全局看，这种‘温州人经济’对温州经济发展的贡献度和积极意义非常重大”，袁芳烈说。

       据悉，目前（2008年前）活跃在全国商界的温州人多达160万，更有40万左右创业在海外。在首届世界温州人大会上，参会的1500多名代表来自60个国家和国内118座城市。这些生活在外乡但依旧牵挂家乡的温州人都有寄钱回家的传统，仅2004年春节前十天内，从外地汇回温州的资金就逾300亿元。有人测算，温州人的民间资本远远超过3000亿元。

（以下图表请横屏观看）

       比创造和积累财富更重要的是流向全国各地的160万温州人，他们不仅不与人当地人争夺饭碗，而且还创造出许多就业机会。他们的行为不只是简单的产品输出、资金输出和劳动力输出，而是老板的输出、模式的输出和先进理念的输出。如今，散落在全国各个城市的“温州村”、“温州城”和“温州街”，正在潜移默化中改变着这些城市的气质和性格。

       “比如说绍兴、义乌以及福建晋江和山东临沂，这些城市商品市场的创办，温州人都立下过汗马功劳”，袁芳烈说，“把生意撒向全国各地、世界各地，这是‘温州模式’的最大贡献。正是在这种不断流动中，‘温州模式’的内涵得以丰富和完善。现在如此，将来也是如此，这样的模式怎么会消失呢？”。

改革要有奉献精神

      1985年12月，袁芳烈离开了这座他曾经试图改变但最终反被改变的城市，调任浙江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
       主政温州四年多，温州的家底翻了一番。到1985年，全市经济实际增长率在20%以上，政府财政收入也同时翻了一番多。袁芳烈没有从上级获得一句公开的评价，但温州人却在心中为他种下了一株常青树。
        “总结温州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经验，我认为集中起来有三点：一是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二是坚持群众路线，依靠群众、相信群众、保护群众；三是要敢于实事求是”，袁芳烈坦言道，“实事求是四个字说说容易，但在那个年代，在温州这样的地方，不仅需要勇气，更要有不顾自己政治前途的奉献精神！”
       历史长卷回翻到1958年。这年，浙江省最年轻的明星县委书记李云河从他人生的云端坠落，原因是他在永嘉县推行包产到户，这在那个“一大二公”的火红年代无疑是大逆之举。之后，他在打铁、翻砂的艰苦劳作中耗过了二十多个年头。1998年7月，在纪念永嘉农村包产到户42周年会场上，杜润生坦言道，1956年的那次行动是正确的，是必要的，是值得肯定的，永嘉县是中国包产到户的先驱者。
       但鲜花与掌声总是比先驱者的脚步慢半拍，这年，66岁的李云河因病辞世。

中国农村改革的先驱者李云河（中者），是全国第一个推行 “包产到户”（1956年）的县委书记。对于他的离世，原中顾委委员、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杜润生，十分沉痛地说:"我本想在这里会见李云河同志，谁知竟不能如愿……我对这位包产到户先驱者逝世表示惋惜和哀悼!"

        “李云河绝对是个敢于实事求是的人，他的人生遭遇对我来说不是没有警示，但追求四平八稳绝不是我的风格，因为我没有忘记为人民群众服务的宗旨”，此时的袁芳烈目光坚毅，“现在有的城市为谁是中国民营经济始创地而争得面红耳赤，我觉得没这个必要。很简单，当年温州所承担的巨大政治风险和压力是任何城市没有过也不敢尝试！”

       从一开始，温州模式就以一个“坏小子”的形象出现，有点“臭不可闻”，因此在整个1980年代及1990年代中期以前，当温州经济在百无禁忌近乎狂放中奋力飞奔时，温州的官员们却始终站在险象重重的政治悬崖边缘。而且颇具意味的是，在那个十分独特时期，每一位被调到温州的干部，都怀揣着一种彻底改造这块“资本主义温床”的强烈的政治使命，但到最后每一位又都不约而同地成为“温州模式”的维护者和坚持者。
      多年后，曾经不善辩论自顾“埋头拉车”的董朝才回忆说：上任的第一天我是用一种极不信任的眼光打量私营企业的。1986年6月，当他在四级干部会上花了很长时间宣读《试论国家集体个人一起上的必然性和国营经济的地位》时，正在远处观察他一举一动的袁芳烈拊掌而笑：“温州除此之外，无路可走，老董绕了几个弯子，终于上道了”。
       然而，特定时期内的温州似乎依然需要在“大冷”与“大热”间反复淬炼。1989年和1991年间，就在第一次“温州热”余温尚存之际，中南海派员三下温州。其中，二下温州的起因是有人检举温州“赌博到处有，妓女满街走，流氓打警察，党员信菩萨”，一时间“恐温症”泛滥尘嚣，“温州＝资本主义”、“支持温州＝支持资本主义”似乎成了一个无形的定律。
       好在清者自清。温州的官员秉持着一届又一届传承下来的坚定作风，顶着疾风骤雨向既定方向前进，再前进！
       如今，三十春秋荏苒，在温州披荆斩棘的官员们的超然举动依然为人们所深记。这其中，袁芳烈被广泛地公认为是温州改革开放局面的奠基人和开时代风气的领跑者。
       对此，袁芳烈笑而对之：“一个人在某个历史阶段扮演什么角色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所付出的努力是否有看得见摸得着的收获。对我而言，能让温州的老百姓普遍富裕起来，这就足够了”。

本文参考：《温州改革开放口述史录》，中共党史出版社，中共温州市委党史研究室和温州大学口述历史研究所合作“温州改革开放口述历史项目”；《温州悬念》，胡宏伟、吴晓波，浙江人民出版社（2002）；《浙江改革开放40年口述历史》，柴燕菲主编，浙江出版联合集团（2019）；《60年浙江档案解密 破天荒发文件给温州热“降温”》，浙江在线，2009年10月05日；《省委书记、市委书记接连为浙江这座“改革之城”发声，为什么》，葛熔金，2017年07年12日；《近代温州开埠与温州海外移民》，徐华炳、刘凯奇，温州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4年12月；《在外温州人在全国和世界各地创造了6300亿的经济规模》，姚高员，温州网 2019年8月5日；《海外温州人在意大利最多》，温州商报，2016年1年30日。